改项目首期占地390公顷，正在建设包括一座占地91公顷的迪士尼乐园、两间共提供1220间房间的主题酒店、以及零售餐饮娱乐区、人工湖及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凤凰财经综合 10月17日，《华尔街日报》消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物价普跌逐渐成为市场担心的主要问题，因为这会让人联想类似大萧条和日本失速20年的严重且挥之不去的经济衰退。不过，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也并非全是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日本近期已开始刺激经济持续增长，继多年来在通缩水平左右摇摆之后，该国通货膨胀率终于升至1%上方。在这两个经济体中，决策者都在努力想方设法对抗十分缓慢的经济增长。当天，欧洲股市走低，欧洲斯托克600指数跌3.2%，至去年12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生产者价格下降。原油价格进一步下挫，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合约价格跌至每桶81.78美元，为2012年6月份以来的最低点。
此外，汽油价格下跌对于美国消费者而言有利：据汽车机构AAA的数据，汽油价格每下跌1美分，美国家庭收入就将增加10亿美元，目前汽油价格已较上年同期下跌了13-17美分。即使欧元区以外的国家也感受到了压力。大体上，均等化的顺序应依次为：基本社会保险、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
日本也出现过类似我们今天大学生就业难、质量下降的问题，政府遭到批评并顺从民意，放慢了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百年树人并不仅仅是个比喻，过去20年，中国教育经历了普九和扩招，但全部成年人的受教育年限仅提高了2.7年。这看起来与资本的边际报酬率递减规律相矛盾，原因主要是存在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即存在一个二元劳动力市场，在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提供给工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更侧重通识教育，教给学生就业的软技能，掌握学习新技能的能力和知识。
第二，明确区分中央和地方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中的财政责任，建议由地方政府为社会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生活救助项目中补贴部分埋单，而中央政府承担全部各级义务教育责任，这样也可以同时解决长期存在的义务教育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不均衡问题。如果改革的整体收益大于改革成本，则可以形成卡尔多改进，即顶层设计者可以利用部分改革收益来补偿改革中的受损者。
政府已经看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账本，并提出了探索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政府、市民、企业、农民工都来分担这个成本。这是因为当前我们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并不是经济周期。进一步地，在2010年则迎来人口红利拐点，当年的人口普查显示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从2011年开始持续减少，而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我们的测算表明，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把劳动参与率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如果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把潜在增长率提高0.99个百分点。
推进改革意味着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和成本，而企业一方面按照市场规律逐年提高工资，同时又不会陷入过早死的境地。从国外经验看，有些国家如德国依靠职业教育立国，但是其制造业是从几个世纪前就开始发展，并缓慢向前进步，技能相对稳定。人们常说经济下行导致就业压力，这完全是习惯性说法，想当然而已，并没有统计数据予以支持。这已经打了两只鸟，从需求角度看，还有第三只鸟，即更加充分的就业可以改善收入分配，农民工如果获得更加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了后顾之忧，则可以像市民一样消费，从而改善我国的需求结构。
从供给角度看，户籍制度改革能够稳定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从而提升劳动参与率和潜在增长率。尽管当前劳动力市场供给不足，但政府应未雨绸缪，着力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避免出现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失业攀升。
这能否有效应对当前的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难题？ 蔡昉：很显然，这是要应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其实，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早在2001年已经推出，但是政策效果较差，没有什么人记得，因为小城镇缺乏就业岗位，公共服务质量也较差，没有人愿意去，人们真正看重的是有发展机会的、预期能够发展得更好的大城市。
他认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如果能够立竿见影，十三五年均经济增速仍可望达到7%以上。第一，把以户籍人口为统计基础的城市化率作为指导性规划下发给地方政府，分人群有条件地设定完成改革的截止期，到2030年前，大体上使完整意义上的（户籍）城市化率达到70%。中国证券报：对于下一步生育政策的调整，你有什么建议？ 蔡昉：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行的，当时说30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或者政策。因此，必须突破显性和隐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进重要领域的改革。中国证券报：既然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为什么每年仍有上千万的新增就业？ 蔡昉：这实际上是统计上的重新归类，过去城镇就业统计并不包括农民工，但现在被逐步纳入其中了。新一轮改革则肯定要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让一部分人分担改革成本。
情况发生变化就是指生育率显著下降，现在已经具备了改变政策的条件。导致当前经济增长减速的是供给方因素而不是需求方因素。
但是，这一情况在2004年出现了转变，中国经济跨越了刘易斯拐点，即中国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结构逐渐转向新古典类型，剩余劳动力显著减少，与此相联系的是民工荒现象的出现。这是要推进的改革优先领域。
推进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国际经验也表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终究要经历一个减速的过程，进入常规增长阶段。
户籍制度改革应从三方面突破 中国证券报：可否具体阐述一下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着力推进哪些方面的工作？ 蔡昉：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石三鸟、立竿见影的改革。解决企业成本上升与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家庭收入提高之间的矛盾，应该从各项公共政策改革入手，其中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但是从两方面看，这两者之间是不可比的。但是，通过深化改革可以提升潜在增长率，这是应对未富先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
如果有一套比较好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机制，那么推进改革的阻力应当会大为减小。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风险，我们可以通过改革使得发展更快一些。
从理论上看，实际经济增长率受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约束，即当前生产要素的供给、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的合理经济增长速度。作者：顾鑫 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成本分担 既得利益 。
当前，经济增速放缓，企业本来就面临盈利压力，工资上涨过快导致企业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应对，也不利于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证券报：有观点提出，应从需求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经济的减速，如房地产投资增速的下降导致经济增速放缓，应加大基建投资力度，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对此应怎么看？ 蔡昉：许多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从需求方提出，有的强调投资，有的强调消费。
其中，基本社会保险按顺序包括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当前的改革不可避免会触及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应建立一套比较好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共享机制，降低改革阻力，冲破既得利益藩篱。建议在全国分步实施全面放开二孩，希望看到两三年内这一政策能得以实施。 政策刺激产生的就业过犹不及 中国证券报：经济增速放缓，就业指标仍比较健康，是否可以认为，即使不通过改革提升潜在增长率，对就业仍不必担忧？ 蔡昉：从短期看，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
换句话说，如果普通大学难以实现与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衔接，谁能保证职业学校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我们都无法预期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给我们的教训是，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和刺激性产业政策会导致超过实际需求的货币增长流向股票市场、房地产、海外资产收购及其他虚拟经济领域。
另一方面，学职业教育的学生往往只是把职业学校当成一个职介单位，现实中很多企业招不到工人的时候就大量使用职业学校的学生，有些工人还不到就业年龄，给的工资并不高，其中相当大的比例还被学校拿走了，所以职业学校的学生并不一定就拥有很好的技能。虽然我国实施了一些微刺激措施，但政府总体上保持了定力，这来自于没有明显的就业压力。
中国证券报：户籍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密切相关，强调以人为核心，实质是要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但各地几乎一致认为成本太高，怎么办？ 蔡昉：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从10万元到30万元，有着各种测算结果，可是，在看到成本的同时，更要看到收益。中国证券报：如果考虑到改革红利释放的因素，对于十三五潜在增速的预测是否可以提高一些？ 蔡昉：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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